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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了多少事、多少钱？减少了多少麻烦？提高了多大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个宋朝官场的道德水准该有多大提高？

    甚至皇帝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毕竟没有奸臣蛊惑，他坏也没有方向了。

    人多事多可能造成最差的人当政，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多生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剩下的十九个人制造了多少麻烦？

    因为竞选失败，落选的人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成功上位的县令。

    从第一天开始，把他弄下去就成了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可以预期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从此就会层出不穷，从这些老对手纷至沓来，当然还有从新对手而来的攻击。

    每年都有新科科考成功的新生力量加入竞争，他们也顺理成章将老一辈推进一步。

    效果都是更多人来到那个县令面前，成为和他对战的有生力量。

    吹毛求疵找他毛病必不可免，玩儿阴的，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至少在大宋没有立足之地。

    面临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那个县令又可以有多大精力干好本职工作？

    这是从外部环境衡量。

    如果从他本身来看呢？

    他本来就是靠钻营才干上这个县令职位的，正经本事有限，全心全意干工作估计也就是维持现状。

    还得说那是他在没有干扰不分心的情况下。

    在宋朝的为官环境下，那个东西就别指望了。

    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他觉得大概自己很难干到任期结束，更难做出成绩。

    那就必须抓紧时间实现首要目标。

    首要目标当然是赚钱了。赚钱的前提当然是把原来钻营花费的钱拿回来。

    捞本和赚钱这两件事一进入他的执政目标，那就摧枯拉朽，强行推行自己的轨道。

    这种机会实际不是很多，如果他不想吃得太难看，就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潜在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变法，任何人的变法、甚至任何变动，都是有心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持重之人有个观念，就是不要轻易变来变去，比如有个叫杜挚的曰过：“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因为政有恒则易守，法数变则奸生。

    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各项法规保持不变的话，就方便遵守；而如果将它们变来变去，那必然让奸人钻空子，乘机渔利。

    其实这个道理正经人应该知道和遵守，却往往不知道不持守，而那些奸人则很清楚，进而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这个机会。

    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也导致了变法的必然失败。

    他们制造麻烦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通过皇上制定的规则，就是整个宋朝规章基础的督察系统和牵制系统。

    这两个系统如何设置得合宜操作得公平合理富有效率，是可以提高执政质量减少弊端的，但是它肯定是加重冗官和冗费，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它和提高效率成反比。

    倘若这种督察和牵制作为合理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减低效率，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规矩的时候有这个初衷，遗憾的是，昏君奸臣组合破坏了任何督察和牵制的机能。

    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坏朝政和整个秩序。

    因此，有宋一代的各种改变和不变包括督察和牵制都成了昏君奸臣害人的工具，从而也成为纯粹的冗官冗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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