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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万工厂的普通工人，店铺的店员因为罢工和罢市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当一个只是因为被迫参加了几天的罢课，尽管才年仅十二岁的娃娃，却也照样被都被打成了小右派的时候，在众所周知的放毒已经放了十几年的《南方周刊》，好不容易被挖出来的十几个右派，居然都是其下属的印刷厂内不肯“好好履行义务”的印刷工人。

    在河南。同样的疯狂也在上演。

    曾经给领导提过意见的，曾经不满过领导的瞎指挥的等等，都成了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

    更有甚者，开封的一位老农。只是因为对某个领导高喊过的几句根本不切实际的漂亮口号表示了一些不满，说了句怪话，竟然也被整成了右派，而且还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

    当然。在一些地方歪风四起的时候，另外的一些地方，却将反右运动搞的是真正地恰如其分。

    面对着同样的罢工、罢市和罢课行为。在上海，各级共盟会和政府机关深入群众之中，认真倾听广大人民群众乃至资本家们的声音，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解决和化解矛盾。

    对于极个别确实别有用心的，试图以厂店的工人和店员们的切身生计来绑架共盟会和政府，硬是要跟人民“决战到底”的工厂和店铺，上海市盟委和市政府在多次组织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先是采取拨付专项资金承担起数千余工人和店员们的生活费用，从根子上孤立这些别有用心者。

    当这些工厂主和店主们的希望落空，并痛感自身生计已难以维系，开始低头认罪的时候，上海市政府为长治久安计，却适时高举起了混合所有制的大旗，即政府出资参股这些工厂和店铺。

    至于那几个与《南方周刊》沆瀣一气的右派报刊，上海市盟委和市政府则毫不手软地，先是组织一系列的批判。

    对于其中肯于认错，并明确愿意改正者，给予该过zixin的机会；对于照样胡搅蛮缠者，则予以了坚决的取缔。

    整个运动期间，经过反复认真的甄别，上海市总计揪出右派不足百人，其成分除去文化界之外，再就是来自各级政府机关的内部。

    在吉林省，吉林省盟委的主要领导们组织并亲身参与到了与右派分子大辩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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